This essay by Murray Bookchin is a great introduction to Social Ecology and Libertarian Municipalism.
Translated by He Yunhua
二十一世纪会是最激进的时代还是最反动的时代或者仅仅是陷入平平庸庸的灰色时代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激进分子能从过去二百年革命时代所积累下来的理论、组织和政治财富值中创造出什么样的社会运动和社会计划。我们从人类发展的交叉路口中所选择的方向很可能会决定我们人类若干世纪的未来。只要这种带有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非理性社会继续危及着我们，我们就决不能忽视整个人类事业会陷入灾难性结局的可能性。鉴于“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所精心设计的复杂技术方案，人类的自我毁灭也必然会被包括在千年交替时大众媒体所呈现的未来场景中——人类未来就这样走向了灭亡。
为了不让这些话听起来太像世界末日，我还应该强调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充满着人类创造力、技术和想象力的时代，这些力量使我们能够创造卓越的物质财富同时也赋予我们有一定自由度的社会，这种自由度远远超过了圣西门(Saint Simon)、傅利叶（Charles Fourier）、马克思（Karl Marx）、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等社会理论家所预见的最具鲜明性和最具解放性的构想。许多后现代思想家愚蠢地把科技列为人类福祉的首要威胁，殊不知鲜有其他学科能够向人类传达有关物质和生命内在秘密如此丰富的知识，或者能更好地为人类提供改变现实方方面面的能力，以及改善人类和非人类生命形式福祉的能力。
因此，我们现在要么循着一条严峻的“历史终结”（end of history）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一项又一项的空洞乏味事件会取代真正的进步；要么我们转向一条真正的创造历史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人类会真正地向一个理性世界前进。一个是不光彩的结局，还可能会包括灾难性核武器所造成的对历史本身的遗忘；一个是历史的理性实现——在设计优美的环境中实现一个自由而又物质充裕的社会，在这二者之间我们完全能够做出抉择。
尽管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竞争企业为了获取霸权正在开发各种技术奇迹，然而当前社会中所存在的能够实现霸权的主观性（subjective nature）却几乎不存在。恰恰就是在我们人类能够创造惊人的客观性进步和改善人类状况以及非人类自然界的时候——这些进步能够促成一个自由的理性社会——在道德层面我们却几乎是赤裸裸地站在了很可能会导致我们自身灭亡的社会力量攻击的面前。可以理解的是，对未来的预测是脆弱不堪和令人怀疑的。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人们大脑中日益根深蒂固，以及文化以惊人的速度退化甚至消失，悲观主义已经四处蔓延。在1917-1918年俄国革命与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这之间的二十年是充满希望和激进确定性的一段时期，然而对于今天的大部分来来说，这些简直是天方夜谭。
然而，我们创造更好社会的决定以及方式选择必须来源于我们内心，没有神灵的帮助，更没有神秘“自然力量”或超凡魅力领导者的帮助。如若我们选择通向更好未来的道路，我们的选择一定要是我们能力的结果——而且仅仅是我们自己能力的结果——借鉴过去物质方面的经验教训和理解未来真正前景的能力。我们也须要求助，求助于组成我们整个人类的创新特性以及推动自然和社会进步的基本特征，而非求助于来自阴暗迷信的奇思怪像或者更为荒谬的学院思想，更非求助于社会的反常行为和偶然事件，这些已经使人类偏离了对意识和理性的自我实现。把历史带到一个万事皆有可能（至少在物质层面上）的节点，抛弃由人类想象出来的渗透着神秘和宗教思想的过去，这时我们就面临一项新的挑战，一项史无前例的挑战。我们必须要有意识地创造我们自己的世界，不是根据魔鬼般的幻想、愚昧的习俗和破坏性的偏见，而是根据我们人类所特有的理性、反思和话语准则。
资本主义、阶级和等级制度
有哪些决定性因素会限制我们的选择呢？首先，至关重要的是今天的革命者所能获取的过去所积累的大量社会和政治经验，这种知识宝库如若加以合理构思就能够用来规避我们祖先曾犯下的严重错误，也能够使人类免于过去的革命失败所留下来的痛苦折磨。另外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由人类思想史所创造的一种新理论跳板（theoretical springboard）的潜力,这种跳板可以把超越现存社会状态的新兴激进运动迅速推向一个促进人类解放的未来。
但是我们也必须深刻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必须清清楚楚地明白在现行的资本主义秩序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立场，我们要抓住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并通过一种新运动来解决它们。毫无疑问，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具动力的社会。当然，资本主义在本质上一直都是一种商品交换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用于销售和获利的物品渗透并调节着大部分的人际关系。而然，资本主义也是一个高度易变的体系，持续不断地鼓吹“企业竞争不胜则亡”的残忍格言。因此，增长和持续变化成了资本主义生存的基本法则。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永远都无法只以一种形式永续下去，它必须不断地改变由其基本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制度。
尽管资本主义仅仅是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成为了一种主导社会，但它却早已存在于早期社会的外围：主要以一种商业形式围绕在城市和帝国之间的贸易中；以一种手工艺的形式存在于整个欧洲中世纪时期；以一种高度工业化的形式存在于我们自己的时代中；以一种信息的形式存在于未来的时代中（最近的一些预言家如是说）。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新技术也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比如小商店、工厂、大磨坊和工商业复合体。当然，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还未完全消失，正如早期被孤立的农民家庭和小手工艺人并没有湮没无闻一样。过去的很多东西总是会被融入现在。的确，正如马克思一直告诫的那样，任何一种早期的资本主义形式都不会消失直到全新的社会关系得以确立并成为主导。但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即使是在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与前资本主义制度并存并对其加以利用的时候（关于这一辩证法可参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也已经通过购物商场和新式工厂的形式扩展到了郊区和乡村。毫无疑问，有一天资本主义扩展到地球之外也并非天方夜谭。无论如何，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新的商品来激发并满足新需求，而且也造成了新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催生了对现存制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所写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分中盛赞了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奇迹，但这一部分恐怕须要定期重写方能跟上资产阶级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和荣誉的步伐。
今天的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在西方世界中被高度简化的二元阶级结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已经发生了重新组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测这两种阶级在“成熟的”资本主义中会成为主导，然而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究竟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更搞不清楚何为“后期的”或者“垂死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wage labor）和资本之间的冲突，尽管还远远没有消失，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拥有囊括一切的重要性了。和马克思的期待正好相反的是，工业工人阶级的数量现在正在下降，正逐渐失去其作为一个阶级的传统身份——当然这绝不能排除该阶级在整体上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产生更广泛社会冲突的可能性。今天的文化、社会关系、都市风光、生产模式、农业和交通已经将传统的无产阶级——工团主义者（syndicalists）和马克思主义者非常甚至疯狂关注的群体——重塑成一个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的阶层，他们的心态特征是一种自己的“为了消费而消费”的资产阶级乌托邦主义。我们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无论无产阶级者的衣领是何种颜色或者在生产线上是何种位置，他们都会被自动化甚至微型化生产方式所彻底取代，因为这些只需要由几个穿白大褂的机器操纵者或计算机来运作。
同样，传统无产阶级的生活标准和物质期望（社会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从接近贫困飞跃到相对高度物质富裕。对于以前的钢铁、汽车和煤矿工人的子孙们来说，他们并没有无产阶级身份，而是用取代了高中文凭的大学教育作为新阶级地位的象征。在美国，曾经对立的阶级利益已经交汇在一起，使得几乎50%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了股票和债券，同时还有大量的人成为了业主，拥有了自己的家园、花园和乡下的避暑之地。
鉴于这些变化，过去激进的海报中所描绘的船上工人用弯曲而又富有肌肉的手臂紧握锤子的形象被温文尔雅的（所谓的）“工作中产阶级”的形象所取代。具有古老历史意义的“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吧！”这样的传统口号已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试图唤醒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不断流失，甚至在许多地方几乎已消失殆尽。毫无疑问，现存的阶级斗争还无法完全消除，正如资产阶级无法从现存的人类状态中消除万有引力一样。但是，今天的激进分子只有意识到阶级斗争已基本上被限制在个别工厂或办公室这一事实之时，才会看到一种新型的、或许更具拓展性的社会意识形式将会诞生于我们面临的普遍斗争中。的确，这种意识形式可以被赋予一种全新的意义，即重新诞生的“公民”（citoyen）概念——这一概念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更加广泛的人文社会性情绪（sentiment of sociality）如此重要以致于它成了后期革命者的称呼方式，这些革命者在法国“红公鸡”鸣叫纹章（heraldic crowing）的召唤下攻破了路障设置。
总体而言，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社会状态今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和马克思及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所预测的简单化阶级相互矛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经历了巨变，飞速产生了广泛的新社会问题：尤其是环境、性别、等级制度、公民和民主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超越了传统无产阶级对改善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状况的要求。实际上，资本主义已经概括出其对人类的威胁：尤其是可能会改变整个地球面貌的气候变化、全球范围内的寡头集团、大大损害草根政治基本公民生活的猖獗城镇化。
今天，等级制度这一问题就和阶级问题一样明显，最好的证明就是许多社会分析已经把管理者、官僚主义者、科学家等等列为新兴的表面上占主导的群体。对地位和利益全新而又精细的等级划分，这一点的重要程度远远超过了过去。这样的等级划分模糊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冲突，而这一冲突曾经是那么核心、那么明确、那么被传统社会主义者所奋力鼓动。地位分化是等级制度的特征，这种分化往往和阶级分化交汇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更加囊括性的资本主义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民主、国家和性别差异在公众开看来经常会超越阶级差异的重要性。这种现象并非没有先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数德国社会主义工人抛弃了他们先前对无产阶级红旗的承诺，转而支持饱食终日像寄生虫一样的统治者，然后把刺刀插向法国和俄国社会主义工人的身躯——他们的种种行径其实就是在压迫者的国旗下进行的。
同时，资本主义也产生了一种新的、或许是最为重要的矛盾：基于无休止增长的经济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二者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及其广泛后果无法被最小化，更无法被忽视，就像人类对食物和水的需求一样。目前，在诞生社会主义的西方最有前景的斗争与其说是围绕着收入和工作状况，不如说是围绕着核动力、污染、滥发森林、城市衰败、教育、医疗保健、社区生活、对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压迫——例如，在反全球化运动中（虽然比较分散）,蓝领和白领“工人”与中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一道示威游行，对共同的社会问题深表关切。无产阶级战士和中产阶级战士已经无从区分了。魁梧的好战工人现在也跟在了“面包与傀儡”（“bread and puppet”）剧团表演者的后面游行了,经常也会流露出满脸的喜悦。工人和中产阶级成员这时表现出许多不同的社会倾向，可谓是基于文化和经济原因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既拐弯抹角又直截了当的挑战。
在决定前行方向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在将来——未必是很遥远的将来——会与今天我们我知道的资本主义体系大相径庭。可以预见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大大改变未来的社会视野。我们能够肯定在21世纪结束之前工厂、办公室、城市、住所、工业、商业和农业不会发生巨大变化吗？更不用说道德观、美学、媒体、大众愿望这一类的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资本主义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将社会问题加以拓展——的确，受阶级和剥削阻隔的人类将如果创造一个平等、自由和真正和谐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历史性问题——拓展到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解放社会理论家几乎无法预见到其解决方法的问题上。我们的时代，有着无穷无尽的“盈亏底线”和“投资选择”，现在有可能会将社会本身变成一个巨大的剥削市场。
进步的公社主义者须要应对的公众也在发生巨变，并且会在今后的几十年里继续巨变。如果不能迅速理解资本主义正在产生的变化以及新的或者更广泛的矛盾,我们就会犯下在过去二百年里反复出现并导致几乎所有革命浪潮被击溃的灾难性错误。新革命运动须要从过去吸取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必须要争取大部分的中产阶级来加入其新平民计划（populist program）。如果没有不满的小资产阶级的帮助，任何想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企图，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没有一丝丝的成功机会，无论是俄国革命中的知识阶层和身穿制服的农民阶层还是1918-1921年德国动乱中的知识分子、农民、店主、职员以及工业甚至政府部门的管理者。即使是在过去的革命循环中最具前景的时期，布尔什维克党（Bolsheviks）、孟什维克党（Mensheviks）、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的共产党都未能在各自的立法机构中争取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一直都是少数人的革命，通常发生在无产阶级内部。那些革命成功的人（经常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制伏或者在革命运动的历史中被淹没）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缺乏其自身军力的积极支持或者仅仅是因为社会士气低落。
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syndicalism）
鉴于我们正在目睹和正在成形的变化，社会激进分子再也无法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所诞生的思想体系和方法来反对掠夺性（同时又极具创造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了，那个时期工厂的无产阶级似乎是纺织厂主的首要对抗者。（贫困的农民阶级为了反对封建和半封建地主而利用的冲突所衍生出的思想体系我们也不能再利用了。）过去所谓的反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更普遍的社会社会主义形式——现在没有一个能够保持其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和技术进步早期时的同等相关性。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也都无法指望囊括资本主义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不断产生的新问题、新机会、新困难和新利益。
马克思主义最为全面也最为连贯地提出了一种系统的社会主义形式，强调了创造一种新社会的物质性和主观性历史前提。在目前这一前资本主义经济解体和思维混乱、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相互交织的时代，这一计划绝不会向新野蛮人投降，这些人中的许多在曾经是思想退化（ideological regression）屏障的地方——学院——找到了安身之处。我们非常感激马克思所做的种种努力：对商品和商品关系的一种连贯而又引人入胜的分析、一种行动主义哲学、一种系统的社会理论、一种对历史发展的客观或“科学”概念、一种灵活的政治战略。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在19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和迷失方向的无产阶级的需求以及工业资产阶级对其所造成的压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后来传到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又非常有先见之明地传到了俄国。在俄国的平民运动兴起之前，马克思预料新兴的无产阶级会成为欧洲和北美人口的大多数，并且会因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经济贫困而投身于革命阶级战争。而且，尤其是在1917-1939年（这时马克思已离世多年），欧洲的确深陷日益升级的阶级战争并一度发展到工人直接起义的地步。1917年，由于外部环境巨大的交互影响——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几个半封建的欧洲社会系统摇摇欲坠——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努力利用（但大大修改了）马克思的著作以便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帝国中取得政权，该帝国横跨欧亚两洲十一个时区的范围。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在经济方面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19世纪新兴的工厂资本主义时代。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物质前提的理论虽然可圈可点，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并没有解决生态、公民和主观性力量，也没有解决将人类推向一种革命性社会变革运动的动因（efficient causes）。相反，在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陷入停滞状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经常对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迷惑不解，并且从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还机械地把环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思想观点加入到其工人主义（ouvrierist）世界观。
同样，无政府主义——我认为最多也只是代表了一种高度个性化的世界观，推崇一种完全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经常被看成是对大众行动的替代物——更适于表达一种“蒲鲁东式的”（Proudhonian）单一家庭农民和手工艺世界，而非一种现代的城镇和工业环境。我自己也曾使用过这一政治标签，但深入思考之后，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无政府主义的某些箴言和见解时常会令人耳目一新，但它其实并非是一种社会理论。无政府主义最杰出的理论家们，使用鲁东式的夸张手法，将其表面的公开性称赞为不拘一格和“悖论”或“矛盾”的解放性影响。因此，排除对许多无政府主义热忱行为的偏见，我们会发现过去许多以“无政府状态”为名义所提出的社会和经济重建的思想通常都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包括我自己的“后稀缺”概念,许多读到我关于这一话题文章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然会怒火中烧）。令人遗憾的是，使用社会主义术语经常使得无政府主义者无法告知甚至无法清楚理解他们自己的本质：个人自主的概念源于对个人自由而非社会自由的追求，亦非源于社会主义者对结构化、制度化和责任化社会组织形式的追求。的确，这种“思想体系”的历史充满了个性化甚至古怪化的违抗行为，难怪会吸引那么多的年轻人和审美家。
事实上，无政府主义代表了自由主义无拘无束自治思想的最极端形式，集中体现在对违抗政府的英勇行为的庆祝上。无政府主义自我约束的神话——激进地强调个人重于社会甚至反对社会，强调对集体福利所负责任的人格缺失——导致了对“全能意志”的激进肯定，而这一点正是尼采（Nietzsche）思想体系的核心。一些自诩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谴责大众社会行动是徒劳无功的、与他们私下关系的问题是毫不相干的，他们所迷恋的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的“小组”（grupismo）,即高度个人化而非社会化的小组行动模式。
无政府主义经常会和革命工团主义混为一谈，后者是一个结构复杂、发展成熟的自由工会主义的大众形式。与无政府主义不同的是，工团主义长期致力于民主程序、行动纪律、为消灭资本主义而组织的长期革命行动。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相似之处源于其强烈的自由主义偏向，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之间的尖锐对立几乎在西欧和北美的美国国家都有很长的历史，比如二十世纪初西班牙“国家劳工联盟”（CNT）和与“土地和自由”（Tieera y Leberated） 相关的无政府团体之间的剑拔弩张；1917年俄国革命中无政府主义团体和革命工团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局势；“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WW）和瑞典的战略空军司令部（SAC）之间的冲突。在自由主义劳工运动的历史中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典型的例子。乔•希尔（Joe Hill）在犹他州被行刑前夕所说的那句对抗性的格言——“不要哀悼，要组织起来！”——侮辱了不止一个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可惜的是，小团体并非是乔•希尔或萨尔瓦多•赛归（Salvador Segui）这一被严重误解的西班牙自由主义运动的偶像心目中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这个共同的词使得糊里糊涂的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和革命工团主义者共存于同样的组织中。经常是言语混淆而非清晰思想使得西班牙的“国际航联”（FAI）和工团主义者能够共存，“国际航联”的代表是无政府主义者费德瑞卡•蒙茨尼（Federica Montseny）,工团主义的代表是胡安•普瑞托（Juan Prieto）,供职于“国际劳动联盟—国际航联”，这恐怕是史上最为糊里糊涂的一个组织了。
革命工团主义的命运在不同程度上和一种叫做“工人主义”（workerism）的病态紧密相连。革命工团主义所拥有的任何原理、历史理论或政治经济多半都是零碎地或间接地借自马克思主义。的确，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和很多其他自称的革命工团主义者在20世纪早期都明确把自己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非常明确地避开了无政府主义。而且，革命工团主义缺乏总罢工之外的社会变革策略，其革命起义，比如1905年俄国10月和11月著名的总罢工，虽然轰轰烈烈但最终还是徒劳无功。的确，总罢工的最大价值在于可能会成为和政府直接对峙的前奏，但它们断然没有革命工团主义所赋予它们的作为社会变革方式的魔力。总罢工的局限性鲜明地证明了，作为直接行动的小插曲，总罢工和革命或者深刻的社会变革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因为后两者的先决条件是大众运动，需要多年的酝酿和清晰的方向感。的确，革命工团主义流露出一种典型的工人阶级的反理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既不屑于去努力制定一种有目的性的革命方向，也不屑于尊重无产阶级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有时会使其陷入自我毁灭的情形）。由于缺乏形势分析的方法，西班牙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基本上无法理解他们在1936年夏天战胜法国军队之后所处的形势，也无法采取“下一步”措施来把工人和农民形式的政府制度化。
以上所谈归结起来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工团主义者和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对“政治”有一个谬误的理解，政治应该被看成是公民舞台和人民
以民主和直接的方式管理社会事务的制度。的确，左派分子屡次把权术（statecraft）误认为是政治，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明白这两者不仅迥然不同，而且是格格不入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我在其他书中有写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政治并非诞生于国家——国家这种专业机构的本质是支配和促进对公民的剥削以服务于特权阶级的利益。而政治，在本质上，是指自由公民积极参与市政事务的处理和维护其参与处理的自由。我们几乎可以说政治就是18世纪九十年代法国革命者所称的“市民政治”（civicisme）的 “化身”。事实上，准确地说， “政治”（politics）这个词本身就含有希腊词“城邦”（polis)，在古雅典时期和“民主”（democracy）一词连用以暗示市民对城市的直接管理。若干世纪的“市民退化”（civic degradation）——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阶级的形成——是产生国家及国家对政治领域进行批判性吸收的必要条件。
左派分子的显著特征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工团主义者都认为政治领域和中央集权领域二者之间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通过强调民族国家——包括“工人国家”（workers’state）——作为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所在，马克思（以及自由主义者）却令人遗憾地无法证明在没有强有力的官僚阶级和中央集权（也就是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政府）机构的调解下，工人们如何才能充分而又直接地控制这样的国家。结果，马克思主义者不可避免地转向了政治领域，并将其称为“工人国家”，作为一个压迫性的实体，这显然是基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之上。
对于革命工团主义而言，它强调把工人委员会和联邦经济委员会对工厂的控制作为社会权威所在，因此绕开了存在于经济之外的任何大众机构（popular institutions）。奇怪的是，这种极度的经济决定论，没能经受住1936年西班牙革命经历的考验，最终被证明是不起作用的。政府权力的大部分，从军事到司法管理，都落到了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者和自由党人的手里。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威颠覆了自由主义运动，同时也颠覆了1936年7月工团主义工人的革命成就，一位小说家曾把这段历史忧郁地描述为“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短暂夏天”。
对于无政府主义，巴枯宁（Bakunin）在1871年表达了其拥护者的典型观点，他写到新的社会秩序的创造“只能通过发展和组织城市和乡村工人阶级的无政治或非政治社会权力”，从而以一种典型的自相矛盾的方式摒弃了他大约同年在意大利所认可的市政政治。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把每个“政府”都看成是一个“国家”并对其大加谴责——认为这是一种消除任何有组织社会生活的良方。尽管“国家”是由压迫阶级和剥削阶级进行管理、由统治阶级强迫控制被统治阶级行为的工具，但“政府”或者说“政体”是一套整体的制度，这些制度旨在以一种公平有序的方式来处理群体生活的问题。每一个构成公共事务处理系统的制度化联盟——无论有没有国家的存在——必然是一个政府。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每个国家，尽管必然是一种政府形式，但本质上却是一种阶级压迫和阶级控制的力量。尽管对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有些令人烦恼，但是若干世纪以来反对由君主、贵族和官僚施加的多变统治的被压迫者，一直在明明确确地呼吁宪法、呼吁负责任和迅速反应的政府、甚至呼吁法律，并付诸纸上。自由主义者反对法律（更不要说政府了）就像是蛇吞食自己的尾巴一样愚蠢。最终所剩下的不过是一种没有任何存在性现实的视网膜余象（retinal afterimage）。
前文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不仅仅是出于学术兴趣。在我们进入21世纪之际，社会激进分子需要一种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和革命的——这种社会主义既不是根植于无政府主义核心的农民手工艺“联盟主义”的延伸，也不是根植于革命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核心的无产阶级主义。无论传统的思想体系（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对年轻人来说多么流行，一种由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所揭晓但又超越旧思想体系的真正进步的社会主义必须要提供理性领导。对于今天的政治激进分子来说，仅仅去复活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或革命工团主义并赋予他们思想不朽的做法将会阻碍相关激进运动的发展。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综合性革命观，这种革命观能够系统地解决可能会将社会中大部分人推向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对立面的普遍问题。一种基于无限期扩张的掠夺性社会和非人类自然之间的冲突已经导致了一整套思想的出现，用来阐释目前的社会危机和有意义的激进变革。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一种把等级制度和阶级对人类文明相互影响紧密联系起来的连贯的社会发展构想——几十年来一直主张我们必须要重新调整社会关系以便人类能够和自然界共存于一种受保护的平衡中。
和“生态无政府主义”（eco-anarchism）的简单思想恰恰相反，社会生态学认为“生态导向”的社会可以不断进步而非不断退步，强调的不是原始主义、艰苦朴素和自我克制，而是物质享受和安逸。如果一个社会能够能够使其成员的生活不仅非常愉快而且足够休闲，可以进行文明创造和政治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文化方面的自我修养，那么它就决不能贬损工艺和科学，而应该使它们与人类幸福和休闲相一致。社会生态学不是一种有关饥饿和物质剥夺的生态学，而是有关物质充裕的生态学，它致力于创造一种理性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浪费、过度将会受到一种新价值体系的控制。当非理性行为导致物质缺乏时，大众议会就会通过民主程序建立理性消费标准。简而言之，社会生态学支持由大众议会通过民主方式制定的管理、计划及规章制度，而非因个人怪癖所产生的随心所欲的行为形式。
公社主义和自由市政主义
我认为公社主义是囊括社会生态学观点最恰如其分、最全面系统、最深思熟虑的思想体系，包括自由市政主义和辩证自然主义（dialectical naturalism）。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公社主义充分吸收了古老的左派思想体系（Left ideologies）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及自由社会主义传统——同时还为我们的时代提供了一种更宽广更相关的范围。从马克思主义中，公社主义吸收了形成一种理性系统和连贯一致的社会主义基本计划，这种社会主义综合了哲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公开承认其辩证性，公社主义试图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无政府主义中，公社主义吸收了其对反中央集权和联盟主义的投入，同时也认识到等级制度是一个只能通过自由社会主义社会才解决的基本问题。
选择“公社主义”这个词来囊括21世纪社会主义的哲学、历史、政治和组织成分并非是一个轻率的决定。这个词源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当时法国首都的武装军设置路障不仅是为了维护巴黎的城市委员会以及下层管理结构而且也是为了创造一个全国范围的城镇联盟以取代共和制的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公社主义并没有被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 of anarchism） 所玷污，也没有背负布尔什维克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权威主义(marxism’s authoritarianism)的历史负担。公社主义的焦点并非是把工厂作为其首要社会舞台，也不是把工业无产阶级作为其主要的历史因子，而且公社主义不会把未来的自由社区简化为一个幻想的中世纪村庄（medieval village）。公社主义最重要的目标在一本传统字典的定义中表述得很清楚：根据《美国传统英语语言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公社主义是“在几乎自治的地方社区受联邦疏松约束的一种理论或政府系统”。
公社主义试图从最具广泛性和解放性的意义上来重新界定政治，以实现市政当局（municipality）作为思想和话语发展舞台的历史潜力。在公社主义的概念里，市政当局至少被看作是一种超越生物进化进入社会进化领域的变革性发展。古代的血统纽带曾经只局限于家族和部落的统一，外人都被排除在外，而在城市中这样的血液纽带至少在司法上已经瓦解了。在城市中基于共同人性的自由社会可以消灭和取代基于狭隘社会生物特征（血缘关系、性别、年龄）的等级制度。或许，城市仍是一个将曾经恐惧的陌生人完全吸纳进社区的场所——刚开始把他们作为共同领地内的受保护居民，最终把他们作为市民，让其参与公共事务中参与政策制定。最重要的是，城市还是一个将制度和价值观扎根于人类文明行为而非动物园的场所。
除了这些历史作用之外，市政当局也是一种使思想自由交流和创造性努力相结合的唯一场所，这种创造性努力旨在使意识能力服务于自由。在这种场所中，对现存和既定环境的动物性适应可以完全被一种对理性世界的积极、理性干预所取代，以便结束由阶级和等级制度对人类和生物圈所造成的环境、社会和政治危害。摆脱了统治和物质剥削，作为各方面人类创造力的理性舞台，市政当局成了美好生活的道德空间（ethical space）。因此，公社主义并非是异想天开的产物，通过社会发展和理性的辩证结合，它表达了一种持久不变的概念和政治生活行为。
作为一种明确的政治思想体系，公社主义试图以一种与其最大潜力和历史传统相符合的形式来恢复并推进城市（或公社）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公社主义会接受今天的市政当局。恰恰相反，现代的市政当局充满了许多中央集权的特征，而且常常充当了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促进因素。在民族国家似乎仍就至高无上之的今天，现代市政当局所拥有的权力已经不能再被轻视为基本社会关系的附带现象了。的确，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平民百姓得之不易的成果，这些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反抗着统治阶级甚至是资产阶级本身的攻击。
公社主义具体的政治特征被称为“自由市政主义”，关于这一点我曾写过很多文章。在其自由市政计划中，公社主义旨在坚定地消除中央集权的市政结构并用自由政体的制度来将其取代。公社主义试图对城市管理制度进行彻底重组，使其成为基于社区、城镇和村庄的大众民主议会。在这些大众议会中，公民——包括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面对面地处理社区事务，以一种“直接民主”的方式来进行政策决定，把人文理性的社会理想变成现实。
若我们要实现渴望中的那种自由的社会生活，至少要让民主成为我们“共享政治生活”的形式。然后，为了解决超越单一市政当局的问题，民主化的市政当局应该联合起来形成更广泛的联盟。大众民主议会和联盟的存在到时就可以挑战国家和中央集权制的合理性。用大众权力和“社会理性变革政治”（socially rational transformative politics）来取代国家权利和权术就可以成为大众民主议会的明确目标，它们就会变成阶级冲突被耗尽和阶级被消除的场所。
“自由市政主义者”（libertarian municipalists）不会自欺欺人地以为国家会以同样的平静心态来看待他们用大众权力取代专业权力的努力。他们也不会幻想统治阶级会眼睁睁地让公社主义运动的要求侵犯到国家对城镇的统治权。纵观历史，地区、地方、尤其是城镇，一直都竭力从国家那里回收地方主权（尽管有时候目的并不高尚）。公社主义恢复城镇权力并将其和联盟结合起来的努力有可能会引起来自国家制度的日益增加的阻力。很显然，新的平民议会式的市政联盟会表现出一种反对国家的双重权力，这是政治紧张日益增加的原因。一项公社主义运动要么会因被这种紧张而走向激进化并果敢地面对所有后果，要么必然会陷入妥协的困境，被迫返回到它曾经试图改变的社会秩序中。这项公社主义运动应对这次挑战的方式可以清晰地表明其改变现存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的决心，其所培养的社会意识是公共教育和领导能力的源泉。
公社主义是对整个等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不仅致力于改变社会的政治生活而且也致力于改变社会的经济生活。在这一点上，公社主义的目标不是要把经济国有化或者保持对生产方式的私有权，而是要把经济市有化（municipalize）。公社主义试图将生产方式和市政当局的生活现状相结合，以便把每种生产企业都归到当地议会的管理范围，由当地议会来决定其运行方式以满足整个社区的利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工作和生活相分离的问题必须要解决，以便生产过程中巧妙的创新性挑战、生产对塑造思想和自我界定的作用不会消失。引用戈登·柴尔德（V.Gordon Childe）的书名（这本书是关于新石器时代城市革命及城市的兴起）：“人类创造自我”，不仅是在智力方面和美学方面创造自我，而且还拓展人类需求和满足这些需求的生产方法。通过创造性的有用工作我们发现了自我——我们的潜力和潜力的自我实现，因为这样的工作不仅彻底改变了自然世界也带促成了我们的自我形成和自我界定。
我们还须要避免狭隘主义（parochialism）和困扰众多自我管理企业的所有权渴望，比如俄国和西班牙革命中的“集体企业”（collectives）。许多“社会主义的”自我管理企业，甚至是俄国革命红旗下和西班牙革命的红黑旗下的自我管理企业，都慢慢地转向了导致它们相互竞争原材料和市场的集体资本主义形式，而关于这种转变的相关文章还相当缺乏。
最重要的是，在公社主义的政治生活中，不同职业的工人出席大众议会并非以工人的身份——印刷工、管子工、铸造工等等这些有着特殊职业利益的人——而是以公民的身份，其首要关心的问题应该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公民应该摆脱他们的特殊身份，无论是作为工人、专家还是主要关心他们自身特殊利益的个人。市政生活应该通过吸收新公民和教育年轻公民的方式成为培养公民的学校，而议会本身不仅应该成为永久的决策机构，而且应该成为教育人们如何处理复杂公民和宗教事务的平台。
在公社主义的生活方式中，以价格和稀缺资源为核心的传统经济学会被以人类需求和美好生活为关切的伦理学所取代。人类团结（或者希腊人所称的人类“友谊”）会取代物质利益和利己主义。市议议会（municipal assemblies）不仅会成为市民生活和决策的重要舞台，而且会成为经济物流、协同生产和公民活动的朦胧世界揭开神秘面纱的中心，向详细审查和公民参与张开双臂。“新公民”的出现会标志着对传统社会主义特殊阶级存在的超越和“新人类”（new man）的形成，“新人类”是俄国革命者希望他们能最终达到的目标。人类那时将能够达到普遍的意识和理性状态——这正是19世纪的空想主义改革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希望实现的——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自我实现开辟了道路，这种物种体现出的是理性而非物质利益，负担的是物质的“后稀缺”而非由道德缺乏和物质剥夺（material deprivation）所强加的一种“朴素和谐”（austere harmony）。
作为西方民主传统的源头，公元前5世纪的古雅典民主是基于人民集体议会和市政议会联盟中面对面的决策。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著作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我们对城市的意识——城市是实现人类理性、自我意识和美好生活潜力的舞台。亚里士多德恰如其分地把“城邦”的出现追溯到家庭或必然王国（realm of necessity），在那里人类满足了他们最基本的动物性需求，最年长的男性最为权威。但是后来几个家庭联合了起来，“以达到日常需求供应之外的目标”，亚里士多德如是说。这种目标就开始了最早的政治形成——村庄。亚里士多德非常著名地将“人”（这里他指的是希腊的成年男性）描述成一种“政治动物”，他们掌管家庭不仅是为了满足家庭的物质需求而且是为了给自己参与政治生活提供物质前提，在这种政治生活中话语和理性取代了愚昧的行为、习俗和暴力。因此，亚里士多德继续写道，“当几个村庄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集体，且这个集体大到几乎或者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之时，‘城邦’就形成了——起源于基本的生活需求，持续追求着美好生活。”
对于亚里士多德古雅典人来说，市政当局的基本功能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工具性的或经济性的。作为人类联合的场所，市政当局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所建构的社会和政治安排，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在这个绝佳的场所中，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性、自我意识和创造性潜力。因此，对于古雅典人而言，政治不仅要处理政体的政治事务，而且要处理对社会负有道德义务的公民活动。城市中的所有公民都能以“伦理存在”（ethical beings）的方式参与公民活动。
市政民主的例子不仅仅局限于古雅典。恰恰相反，早在阶级分化造成国家之前，许多相对长期的城镇就已产生了最早的地方民主制度结构。人民议会可能早在古苏美尔地区就已存在，就在七八千年前所谓的“城镇革命”开始的时候。人民议会很显然是诞生于希腊人之中，直到格拉古兄弟(Gracchus brothers)战败之时，它们一直都是罗马共和国流行的权力中心。在中世纪的欧洲和俄国城镇中，人民议会几乎无处不在，尤其是在俄国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和普斯科夫(Pskov),它们曾一度是斯拉夫世界最民主的城市。应该强调的是，人民议会开始接近其真正的现代形式大约是在1793年的“巴黎条款”（Parisian sections of 1793）中，这时它们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真正动力和形成新政治体的意识因子（conscious agents）。在有关民主、特别是民主马克思主义倾向和革命工团主义者的文献中，“巴黎条款”从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明显地证明了革命传统中所存在的缺陷。
这些民主性的市政机构通常和贪婪君主、封建地主、富有家族及掠夺性入侵者之间存在着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直到这些人被消灭，这通常要经过血淋淋的斗争。必须要重点强调的是，现代历史上的每次大革命都有城市特征（civic dimension），这一特征在激进的历史中由于对阶级对立的强调而被淹没，无论这些对立的重要重要性有多大。因此，要理解20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革命就不得不聚焦于伦敦；要理解法国的各种革命就不得不聚焦于巴黎；要理解俄国革命就不得不聚焦于彼得格勒（Petrograd）；要理解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就不得不援引巴塞罗那（Barcelona）作为其最先进的社会中心。城市的这种中心性不仅是一个地理事实，更是一个深刻的政治事实，这一事实关系到革命群众聚集和辩论的方式，滋养他们的公民传统和形成他们革命观点的环境。
自由市政主义是公社主义框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公社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的思想系统，其实践过程若离开了自由市政主义便失去了意义。公社主义和真正的或“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了）之间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致于我们无法用“无政府、社会、新、自由”这些限定词来区别它们。任何把公社主义简化为无政府主义变体的尝试都会否认这两种思想的整体性，也会忽略它们在民主、组织、选举和政府等方面的概念冲突。作为巴黎公社社员的古斯达弗·勒傅亢（Gustave Lefrancais）可能是这一政治术语的创造者，他坚决宣称自己是“公社主义者而非无政府主义者”。
最重要的是，公社主义非常关注权力问题。和许多自称的无政府主义者所支持的公有制社会事业（communitarian enterprises）迥然不同的是，公社主义的支持者动员自己参与重要权力中心的选举——市政委员会，尽力迫使其产生立法上的强有力社区议会。应该强调的是，这些议会，竭尽全力非法化并罢免目前控制他们村庄或城镇的中央集权机构，然后充当行使权力的真正引擎。一旦大量的市政当局被按照公社主义的方针民主化，它们就会井然有序地结合成市政联盟，挑战民族国家的作用，通过大众议会和联盟委员会来试图取得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控制。
最后，和无政府主义不同的是，公社主义坚决要求把“多数表决”（majority voting）的决策作为大多人决策的唯一公正方式。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声称这一多数“统治”少数的原则是独裁，从而提出了“共识(consensus)决策”的方式，在这种决策中，个人可以否决大多人的决定，因此有可能会废除社会本身。一个自由的社会并非是其成员像荷马笔下的安逸度日者（lotus-eater）那样生活在一种失去记忆、诱惑和知识的极乐状态。无论如何，人类已经吃过了“知识之果”（fruit of knowledge），其记忆充满了历史和经历。在一种持久的自由模式中——和咖啡馆闲聊正好相反——少数人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力和多数的人权力一样一直会受到充分保护。对这些权力的任何剥夺都会立即被社会纠正过来——一般是以缓和地方式，但必要的情况下也会是以强制的方式——以免社会生活陷入一片混乱。的确，少数人的观点也会被珍视为新见识和新真理的潜在来源，对其弃而不顾将会使社会失去创新和发展进步的动力——因为新思想一般都是来自少数人的灵感，他们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会逐渐取得他们应该拥有的中心地位，直到他们作为一个时期的传统智慧也受到挑战，这时它们将逐渐消失，需要新的（少数人的）思想来取代这些僵化的传统思想。
组织和教育的必要性
尚未问及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实现这种理性社会呢？一个无政府主义作家可能会认为美好社会（或者对事务或“自然人”的真正“自然”处理）存在于文明的压迫负担之下，就像沃土存在于雪之下。根据这种心态推理下去的话，要实现美好社会我们都不得不先把“雪”清除，所指的就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教堂、传统学校以及其他无数的类似机构，它们以某种形式一意孤行地体现着统治。也许，一旦国家、政府和文化机构被清除，一个完整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就会出现，作为一个自由社会壮大起来。这样的一个“社会”，如果我们能够称其为社会的话，并不需要我们去积极主动地创造：我们只需要让其上之“雪”慢慢融化即可。然而，理性地创造一个自由公社主义社会的过程会需要非常大量的思考和工作，远远不是接受一种土著居民无知极乐的神秘概念所能比的。
一个公社主义社会首先应该依靠一种改变世界的新激进组织的努力,这种组织拥有解释其目标的新政治词汇以及使得这些目标前后连贯的新计划和新理论框架。这首先需要的就是那些愿意承担教育以及领导责任的敬业人士。只要言语没有变得彻底神秘化，以致于模糊了我们眼前的事实，我们就至少应该承认领导一直都存在而且不会因为像“斗士”或西班牙“权威斗士”（influential militants）这类委婉语的遮蔽而消失。还必须要承认的是，在像“国家劳工联盟”这样的早期团体中，许多个人并不仅仅是“权威斗士”，而且还是毋庸置疑的领导，他们的观点当之无愧地比其他人的观点更受重视，因为他们的观点更多的是基于经验、知识、智慧以及能够提供有效指引的心理特征。对领导的一种严肃的自由主义视角必然会承认领导的现实性和至关重要性——更会愿意建立迫切需要的正式结构和规章以有效控制和改善领导的活动，并且当领导权力不受尊重或遭到滥用时将其召回。
自由的市政运动所依靠的不是那些轻率踌躇者的支持，而是那些受过该运动思想、程序和活动训练的人。实际上，他们应该表现出对自己组织的坚定承诺——该组织以一种正式宪法和合适规章制度的方式的来明确设置其结构。没有一个经民主制定和批准并由其成员和领导负责的制度框架，清晰的责任标准便不复存在。的确，正是当成员不再对其宪法和管理条款负责的时候，独裁主义便形成了，并最终导致了运动的失败。独裁主义下的自由只能通过简明详细的权力分配来保障，而非通过把权力和领导作为“统治”形式的自命不凡或者掩饰现实的自由主义隐喻（libertarian metaphors）。正是当一个组织不能清晰表达这些规章细节的时候，它便慢慢开始了恶化和腐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任何一个阶层比首领、君主、贵族和资产阶级更加坚持要求其发挥意志挑战规章的自由了。类似的是，即使是再善意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把个人自主看成是来自文明“做作”（artificialities）的真正自由表达。在真正自由的国度里——也就是自由的实现是意识、知识和必要性的结果——知道我们“何可为何不可为”要比逃避了解生活世界的责任更加忠于现实。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一位智者说过：“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却并非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创造一种“新左派”（New Left）
在当代，“国际左派”（International Left）迫切须要勇敢地提出一种超越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或模糊社会主义的公社主义框架。在左派政治思想的历史中，思想体系很少曾被如此疯狂、如此不负责任地混成一团；思想体系本身很少曾被如此贬低；“团结一心”的呼声很少如此歇斯底里。无疑，反对资本主义的各种倾向的确应该团结起来去质疑并最终消除市场体系。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团结一致就成了一种非常宝贵的必需品：需要整个左派的统一战线以便反抗商品生产和交换这种根深蒂固的系统或者说文化，维护人民大众在以前和压迫性政府及社会体系作斗争中所获取的残留权力。
然而，这种需求的迫切性并不需要运动参与者放弃相互批评或者压抑对反资本主组织中独裁特征的批评，更不需要他们在各项计划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上做出妥协。当今运动的大多数参与者都是缺乏经验的年轻激进分子，他们在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时代中长大成人。结果，这种运动便带有了一种不拘一格的特征，试探性意见被混乱地嫁接到应该基于客观理性前提的理想上。在一种思想的清晰表达不受重视、各种术语混乱使用、争论被贬为具有“攻击性”甚至“分裂性”的环境中，很难在辩论的熔炉中形成思想。事实上，思想形成和成熟的最好地方不是在沉默或者有湿度控制的思想温室中，而是在有着争论和相互批评的喧哗中。
按照过去的革命公社主义行为，公社主义者将会尽力提出一种“最小计划”（minimum program），这一计划需要满足大众的直接关切，比如改善工资和住房条件，或者提供足够的停车空间和交通便利。这种“最小计划”的目标是满足大众最基本的需求，改善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资源。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最大计划”（maximum program）则要呈现出自由社会主义下人类生活的蓝图，至少这种社会在一个因不断的工业革命影响而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是可以预见的。
而且，公社主义者会把他们的计划和实践看做一个过程。的确，在这种过渡计划中，每一种新需求都为更多的需要提供了一个跳板，这些需求又带来更激进、更具革命性的需求。过渡性需求最显著的一个例证就是19世纪末“第二国际组织”（the Second International）对大众民兵取代职业军队的计划性呼吁（programmatic call）。在其他的一些情况下，革命社会主义者要求铁路应该公有（或者像革命工团主义者要求的那样，应该由铁路工人控制），而非归私人所有和运作。这些需求本身没有一项是革命性的，但是它们却从政治上为所有权和运作的革命形式打开了通道，这些可以不断升级直至实现公社主义运动的“最大计划”。其他人可能会批评这种步步为营的努力，称其为“改革主义”，但公社主义者并不认为公社主义社会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使其存在。从短期来看，这些需求尽力要实现的目标是人民和资本之间打交道的新规则——这些规则在一个“直接行动”和抗议统治阶级设定的时间日程混为一谈的时代更加迫切需求。
整体而言，公社主义正尽力挽救公众行动和公众话语领域，这一领域要么正在消失，要么正沦为和警察的交涉中，或者沦落到街头剧院，以艺术的方式将严肃的问题转变为简单化的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表演。与之相反的是，公社主义者在努力建立在真正的世界中能够发挥社会变革作用的持久性组织和机构。特别重要的是，公社主义者会毫不犹豫地组织候选人参加市政竞选，入选者会利用其职务所赋予的真正权利对大众议会的存在进行立法。这些议会最终会拥有创造市镇会议政府（town-meeting government）有效形式的权力。因为城市和城市委员会早在阶级社会之前出现，所以基于大众议会的委员会在本质上并不是中央集权机构，并且认真参与市政竞选也抵消了改良社会主义者选举中央集权代表的努力，其方式就是通过提供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自由主义观念，把市政联盟看做是一种实用的、具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可信的国家权力替代物。的确，公社主义候选人明确地把议会候选人谴责为机会主义者，一直在辩论该如何实现自由社会主义——这一辩论近年来越来越失去活力了。
毋庸置疑，将我们现在的非理性社会转变为理想社会的方式和机会是存在的。我们如何改变现存社会的选择仍然摆在历史的谈判桌上，并且也面临大量的问题。但是，除非我们一代又一代被迫完全屈服于一种基于精于算计、警察催泪弹和高压水炮的高压文化，否则我们就决不能停止为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而奋斗，只要一有机会就要把这些自由扩展成一个自由社会。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知道，生态破坏的武器和方式已近在眼前，所以激进性变革的需求已无法再无限拖延下去。显而易见的是，人类如此聪明，不会创造不出一种理性社会；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类是否能足够理性地去实现这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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